纪要 | 【邀访学者论坛】陈志远：从佛诞年代推算看中古佛教经院主义学术
2017年9月27日，文研院秋季学期第二次邀访学者报告会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举行。文研院邀访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陈志远发表演讲，主题为“从佛诞年代推算看中古佛教经院主义学术”。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访问教授李楠、肖瑛、孙圣民，访问学者陈波、刘未、华喆、林晓光、胡鸿，中古史中心副主任史睿参与讨论。本次报告中，陈志远利用佛教和外典文献，分析了中古时期知识精英将印度佛诞年代与华夏王统纪年相配合的方式，讨论其立论依据，进而了解知识背后的宗教诉求。
陈志远首先介绍了佛教时间观的学术意义。他指出塑造时间感的行为在各个文明中广泛存在。对一年之内农事活动和节庆的规定，即所谓“年中行事”，成就了人们日常生活的节奏；以年为单位的时间跨度，体现了人们对历史走向的把握和对自身历史处境的认识。在佛教语境中，信徒们按照历史循环论甚至衰退论的时间观念，安排并划分释迦牟尼佛灭度直至弥勒佛降生这段漫长的历史时期。因此，释迦牟尼佛的生灭年代就成为重要问题。近代以来，学者们试图收集不同语种的史料以确定佛灭年代，陈志远的努力也在于此，他侧重考察汉传佛教在中古时期对这一问题的解释。
在中古时期，佛诞年代存在两大系统。一是认为佛诞生于周庄王十年，其立说依据在于《太子瑞应本起经》，其中把“佛诞日四月初八大放光明”比附到《春秋》鲁庄公七年四月辛卯“恒星不见，夜明”的天象异相。这一学说最早见于五世纪中前期的刘宋时代，梁朝沈约对其技术缺陷提出疑问：周代用何建正，四月辛卯是否为八日。释道安在《二教论》中对这一挑战进行了正面回答，随后隋代的经录编撰者费长房也支持他，二者援引了更多的佛教经典来论证它的合理性。
另一系学说则主张佛诞生于周昭王二十四年或前后数年，较之前说提早了数百年。佛诞年代的提前为其在佛道相争中赢得更高的权威，但细致梳理相关文献却发现，其最早成说年代在北齐末年，此后又在道宣、法琳的作品中进一步解释。持该说者大多出自北齐，北齐初年魏收撰《魏书·释老志》尚持庄王十年佛诞说，到了北齐末年已采用新说，可见二者之更替。从论证方式来看，新说不再援引儒家正经，而直接炮制伪书《周书异记》，避开了经典解释的技术困难，这一点对比于释道安引用《庄王别传》来辅助《春秋》的解释方式即可见一斑。这一学说在具体结论时虽前后相差数年，但似乎已使用由干支推算纪年的方法。在法琳晚期的作品《法琳别传》中，他篡改了《文殊师利般涅槃经》的年代，进一步将庄王十年佛诞说包摄在新说之中，使之成为唐宋以降广为接受的说法。
陈志远最后对本研究的意义做了推展，他认为费长房等人的工作实际上是编纂世界史的初步尝试。当两个文明相遇时，如何将彼此的历史记忆安排在同一张通代年表里，这是相互理解的需要。在中国与印度历史遭遇时，中国拥有发达的史官传统，而印度的历史意识相对淡薄，使得中古时期汉地的知识精英在世界史的构建中处于更积极、更有创造性的地位。这点涉及到我们对知识史的理解，一方面要看到客观知识背后存在着政教主张、伦理道德甚至意识形态；另一方面也不宜轻视知识形成与传播的相对独立性，它需要借用当时人共同认可的学术范式，以精致的说服方式取信于人。在这个意义上，知识的变动是相对惰性的。
主题报告之后，各位学者围绕着知识史的研究方法与前景、实证史学的限度与标准、南北朝佛教知识的变化、中古三教论争的时代氛围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在讨论中，陈志远指出，佛教经典中对佛灭后历史状况的描述也存在一个变化的过程。在四至六世纪之间，产生了对佛灭后若干年教团状况的描述，以及佛教正法、像法、末法三时说。它们与精确计算佛诞年代的讨论是相对独立的，二者的遭遇引发了新的教理阐释，净土教、三阶教等隋唐新兴宗派便是以末法时代为前提，对传统修行方法的有效性提出质疑，转而鼓吹更为简捷激进的修行实践。
责任编辑：国曦今